负责南堂经费管理的是刚刚因为反对改革而被拿下的葡萄牙人、执事傅际讯。
因此，熊三拔并不清楚澳门耶稣会汇了多少银子过来。
魏公公便叫熊三拔去问傅际讯，不多时熊神父过来说傅际讯前后收了澳门汇银两笔。
和熊神父一起来的是比利时人罗启南，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熊神父特意让他过来向大主教阁下说明情况。
据罗启南说，澳门耶稣会汇来的两笔银子，分别是一笔是现银，共一万五千两。走的海运先到的广东汕头，之后陆运至南都，再走的漕运进的京。
另一笔是汇银，也就是时下流行的钱庄承兑。经广州、扬州、京师三地的钱庄转兑出来的，约三万五千两。
这两笔银子的运输和汇兑都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周折。同时，不管是海运还是陆兑，经手人都是广东从事海贸的商人。
“大主教阁下，在华耶稣会和中国的广东官府有联络途径，资金方面也有专门的广东商人负责，从前耶稣会向中国内地拨付经费一般都是交由这些广东商人来做...”
根据罗启南的说法，广东的“粤商”有很多都是从事海贸的，并且和江南的商人一样都是原材料的供应商。
所以，粤商们为耶稣会提供帮助，耶稣会反过来也帮助他们将货物外销，这样双方就是彼此互助互利，属双赢关系。
现在东亚及东南亚最大的货物中转站是吕宋的马尼拉，而“经济”中心则是澳门，大明则属于货物最大出口国。
政治上，澳门属广东香山县管，无论是主权还是治权，亦或司法权都属明朝，和“租借”是两个概念。
准确的形容，澳门应当属于明朝在帝国最南端设立的一个对外开放窗口，此窗口的设立并非是简单的葡萄牙求取居住权，而是隆庆开关带来的海贸影响所致。
澳门开放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每年，大约有1400万两白银经菲律宾输往澳门，之后再由澳门输入明朝。
同期，明朝的财政收入一年不到500万两。
长达半个世纪的白银输入，使得大明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保守估计经澳门流入中国的白银多达数亿两。
在此过程中，属广东香山县的澳门“特区”也承担了东西文化交流的重任。
“西学东渐”影响下，这才有了在华耶稣会以及徐光启等一大批致力于改革开放的官员；也才有了大量的西洋火器以及技术人才的东来；有了西洋雇佣军为明朝征战鞑虏的故事；有了明朝皇帝受洗加入天主教的故事；有了明朝向梵蒂冈求援的故事......
甚至于，明朝的灭亡都和澳门有重要的关系。
因为有了澳门这个对外的窗口，遂有数亿两的白银流入大明，然而这些白银并没有进入到明朝的国库，或者说大部分没有入过国库，而是进了商人和士绅的腰包。
经济学上的正常情况，大量白银的涌入肯定要造成明朝的物价飞涨，实际上直至明亡，明朝的物价都是相对稳定的，白银不仅没有贬值反而还贵了起来。
原因就是白银虽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数富商的手中，由于贸易结构单一，生产丝绸、茶叶、瓷器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巨大的“白银储备”。
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自然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为了赚取更多的白银，商人士绅们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直接导致明朝粮食减产，著名的江南和湖广产粮区耕地数量不断下降。粮食下降的同时，经济作物的内需又严重不足，物价长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货紧缩。
等到了明朝后期，菲律宾和日本两个重要白银输出地因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减少了流出，一下造成明朝这个“白银帝国”出现了“钱荒”。国内不断出现的天灾，朝廷拿不出赈灾的粮食，灾荒便越演越烈，最后连军费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难。
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崇祯给出了两剂猛药——开源、节流，然而正是这两招，把摇摇欲坠的明朝彻底推向了覆灭。
魏公公深知这段历史，所以他才大力开办海事，为的就是将海贸的巨额利益从民间拿回，不说全部拿回，拿回一半甚至一小半都行。
白银是好东西，但是要流通开才行。钱动了，才会钱生钱，才会钱买物。死抱着钱堆在家里，看着叫人满足，于小家有益，于大国却是半点利处都无。
澳门耶稣会能够送来五万两，魏公公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让熊三拔和罗启南说说澳门的事，有件事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关注。
这件事就是投机倒把。
在澳门，有大量的西洋商人从事一种新型的买卖——“套汇。”
隆庆开关以来，明朝大量商品出口西方，以低廉的价格换回来大批白银，因此大明成为世界白银最大的流入地。
面对疯狂涌入的白银，帝国的管理者们却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对于货币的管理手段十分落后。
罗启南说道世界各国的金银比价都在1∶10以上，即一两金子换至少十两白银。
而在明朝，因为官方货币并不承认金银，所以金银的兑换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兑换比在1∶5.5－7之间，大概五到七两银子就能兑换一两的金子。
两者兑换的差价十分明显，存在投机空间，因此大量外国商人将白银运往明朝换购黄金，通过这种手段毫不费力的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