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他老人家腰杆真是笔直笔直啊。
讲道理，借钱还利，天经地义。
讲律法，欠条借条都有，大明律可是保护贷款从业者的。白纸黑字，你们不能耍流氓啊。
讲人情，咱家雪中送炭救你们急，不说要你们谢我祖宗十八代，至少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别过河拆桥啊。
要是这大明朝人人都像魏公公这样急公好义，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还有什么度不去的难咧！
当然，西商如果还是不服，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受到了提督海事内臣魏某的欺压勒索，他们可以告，提督内臣尊重他们的诉讼权利，并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公公这人最具有法治精神了，视线内自家儿郎凶神恶煞的样子甚得他老人家中意，这才是威武之师嘛。
但想西商们真是告到皇爷那，皇爷怕也没逼脸跟他魏公公细较此事吧。
说到底，小魏的亏空跟你皇爷脱不了干系。
准你皇爷天天逛青楼，就不准人小魏没事逛逛半掩门了，爬爬墙头了？
程序正义，道德也不亏，公公没什么好怕的。
再说，他做这些也是为了彻底摸清大明朝经济机构，好对症下药，促进大明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在和西洋人的竞争中能保持优势。
绝不是为了钱！
天地良心，公公不是爱钱的人！
这个，是可以摸着胸口对天，对地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利从业者是个极其特殊的存在，社会发展离不了他们，但同样他们的存在也局限了社会的发展。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公公他老人家忧国忧民，一想大明朝和华夏大地遭受的苦难，以及未来有可能和二叔一起度劫，他就难过忧虑的一夜夜的睡不着觉，撸干了也睡不着！
有鉴于此，他就得弄明白根子到底出在哪。
只有找出根子，才能度劫成功，一跃而为元婴老怪。
家事那块，公公不去想，他老人家格局很大，小小的朱由检他都不正眼看。
他要看的，是天，是地，是天与地！
原先，他一直认为是小冰河导致的恶劣天气以及满州人的入关，使得大明朝崩塌。
所以，要救大明，要救华夏，拯救汉民族，就得解决国内的天灾人祸，同时坚定绞杀满州。
但在江南这段时间，经过实地调研，他认为暴力固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但若同时辅以经济手段，那效果就会更佳。
只有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国内民生，军事斗争才能顺利开展。这个观点和一开始劝皇爷发洋财是一体的。
明朝的经济肯定是出了问题的。
但根子真的出在以东林为首的士绅集团上嘛，答案显然不是百分百。
公公认为高利贷限制了明朝的良性发展，从而导致民生的败坏，商业的萎缩，政府的腐败。党争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说是半个凶手，另半个就是高利贷。
高利从业者，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有史可查，最早的高利贷应当出现在春秋战国。《管子》一书中讲述的“倍贷”、“倍称”现象，便是明证。
到了春秋后期，一些大高利贷商人甚至向王侯天子借贷。贵为天子的周赧王，就被债主逼迫，以至于要筑“逃债台”来躲避。
债台高筑一词，就是来源于此事。
汉代以后，随着矿产开发和货币增加，大量专门以放贷为生的“子钱家”出现。其放贷取利至少放十取三，有的时候甚至十倍取之。就连汉朝中央政府平定七国之乱，也必须向这些大高利贷者筹措经费。
唐宋时期，高利贷已然发展为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行当，再普通不过。官员借贷过日子在史书中也是层出不穷。放贷者也不再局限于商人，僧人，而是发展成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大明朝发展到现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并且受到海外贸易的剌激，在南直及中国南部已经出现空前庞大的工商业阶层。
这也是后人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比如江南地区就有大量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团体出现。海贸所需要的商品基本都来自于这些手工作坊。
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必然进一步剌激到高利行业，而较之从前，明朝的高利贷不但规模扩大，参与放贷的人数更多，范围更是史无前例。
魏公公临时起兴搞个左手出，右手进，来回倒腾多弄人家二千两，不是真的不要逼脸，非要讹这些西商，捞来银子落自个腰包快活，而是在用经济学的手段温和解决问题，解决那个限制明朝发展，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幽灵。
当下社会，高利贷产生的原因无非是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比“九出十三归”还要黑，是百分之百！
在吴淞时，公公了解到苏州贫民向富户告借粮米，秋收时还债，借一还二。松江府有个人借了十石谷子，两年后作三十石归还。只有在富户在赈济乡里或者官府在灾荒时做国家救济，才将利率定在年利二成或三成。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